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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传: 第六章 难言的不幸

  玛丽已经把恋爱和结婚从她的生活计划中划掉了。

  第一个适合居里夫妇才干的职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给予他们最初几个荣誉的,却是英国。

  这并不十分奇怪。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因为初恋而失望并遭受屈辱,便发誓永远不再恋爱;而一个斯拉夫女学生为知识方面的抱负所激发,尤其容易决定放弃一般女子的义务、幸福和不幸,以便从事自己认为适合的事业。在所有的时代中,热烈希望成为大画家和大音乐家的女子们,对于恋爱,生男育女、规范,都是轻视的。

  他们在法国已经被授予几种科学奖:比埃尔在1895年得了普朗特奖金,在1901年得了拉卡北奖金。玛丽得过三次若涅奖金。但是在1903年6月,著名的皇家科学会正式邀请比埃尔·居里前往举行镭的讲座时,他们还没有得到法国任何使他们的名字增光的褒奖。这个物理学家接受了邀请,同他的夫人一起到伦敦去参加这次隆重的盛会。

  玛丽自己建立了一个极端严肃的秘密宇宙,由爱好科学的情感支配。对于自己的家庭的亲切感,对于受压迫的祖国的依恋,也在这个宇宙中占有地位。这就是她的全部感情!其余都不足重,其余都不足道。

  接待他们的是情深意厚和仁慈的熟人克尔文勋爵。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这个有名望的长者把居里夫妇的成功看作自己的事,对他们的研究引以自豪,好像这些研究是他自己的成绩。他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在走路的时候,他慈父般地用一只手臂搂着比埃尔的肩膀,并以真挚动人的愉快神色把巴黎给他带去的礼物指给他的合作者看。那真是物理学家的礼物:封在玻璃瓶里的一克贵重的镭。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举行讲座的那一晚,克尔文勋爵坐在玛丽旁边,她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会议的第一个妇女。英国的学者都聚在那个挤满了人的礼堂里。比埃尔用法语慢慢地叙述镭的特性,后来他请人把握子遮黑,开始作几种惊人的实验:作用镭的魔力由远处使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他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版上留影,他证明这种惊人的物质能自发放热那一晚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起了反响;全伦敦都要看镭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夫人”被邀赴许多晚餐和宴会。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

  比埃尔和玛丽参加这些盛大的招待会,听着人们干杯祝他们幸运比埃尔穿着他在 P.C.N.学部讲课时穿的那件已经磨得有点发亮的旧礼服,虽然他极力客气,仍不免给人“心不在焉”的印象,显得很费力才能了解人们恭维他的话。玛丽不安地感觉到有成千只眼睛在注视自己,注视着这个最稀罕的动物,注视着这个特殊的人:一个女物理学家!

  神奇得很,玛丽还在诺佛立普基路的住房里,梦想要到索尔本来求学的时候,比埃尔·居里已经在索尔本作出了几项物理学的重要发现,而由索尔本回到家里之后,竟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行伤感的话:“为生活而热爱生命,妇女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有天才的妇女很少。因此,当我们受某种神秘的爱所驱使,要走上某种反自然的途径时,当我们要把全部思想用于某种工作,远离我们所接触的人类时,我们就必须与妇女战斗。母亲最希望保有她对儿子的爱,即使他长成一个呆子,她也不顾;情妇要完全占有她的情人,觉得为一小时的恋爱而牺牲世界上最好的天才,也是一件当然的事。在这种战斗中,我们差不多永远不是她们的对手,因为妇女们有很好的于她们有利的理由:她们说是为了生命,为了天性,要试着把我们引回去。”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当晚,她在脱衣服的时候对比埃尔说 :“我简直想不到世上有这样的珠宝,真是美极了!

  他翻弄着他那搁了许久的日记,重读旧日所写的话,字迹已经褪色了,其中几个小小的字,充满了惋惜和莫名的忧伤,引起他的注意:“有天才的妇女很少。”

  几天之后,居里夫妇回到巴黎,回到棚屋。他们已经与伦敦结了很牢固的友谊,并且计划了几种合作;比埃尔不久将和他的英国同行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一篇关于镭的溴化物气体的著作。

  “我走进去的时候,比埃尔·居里正站在一扇对着阳台的落地窗前。虽然那时候他已经35岁,我却觉得他很年轻;他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于他们所钦佩的人是忠诚的。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玛丽正不舒服,让他的丈夫独自去参加仪式。比埃尔从英国带回来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给这枚奖章找个地方安放,他处理得笨极了,丢了,又找着后来,忽然灵机一动,他把它交给女儿伊雷娜,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在1903年12月10日的“正式常会”上,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授予柏克勒尔,一半授予居里先生和夫人,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种种发现。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居里夫妇没有参加这次聚会。法国公使代表他们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状和金奖章。比埃尔和玛丽身体都不好,而且工作太忙,不敢在隆冬长途旅行。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在玛丽·居里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万金法郎奖金,是瑞典学者对两个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违反科学精神”的。而且这是减少比埃尔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机会!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这张给人幸福的支票在1904年1月2日交到戈卜兰路支行了,他们的极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昔日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居里夫人自费雇用了一个私人助手,这比等着大学答应给她有名无实的实验室助手来得简单多了,也快多了。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玛丽以借款名义寄了两万奥币给德卢斯基,以便帮助他们创立他们的疗养院。不久又有五万法郎奥西利奖金加在剩下的一笔小款子上,这笔奖金一半是给玛丽·居里,一半给法国物理学家埃都亚·布郎利。他们把这点奖金平分为两部分,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在赠款项下,有给波兰学生的,给玛丽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给实验室的工人们的,给一些亟需钱用的赛福尔女学生的玛丽想起从前很亲切地教过她法文的一个很穷苦的妇人——德·圣一欧班小姐,现在是科兹罗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兰,在波兰结了婚,她的最大的梦想,乃是重游故乡;玛丽给她写信,请她到法国来,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华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费。那个善良的妇女总是含泪谈到这个没有料到的莫大快乐。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她也想到了自己。她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装设了一个“新式”浴室,并且把一间小屋子里的褪色帏幔换了新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趁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去买一顶新帽子。她虽坚持要比埃尔辞去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她自己却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觉得自己的体力还可以继续任课,而且这是一个有固定薪金的位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1903年差不多是居里夫妇一生中最可怜的时期。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而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期。他们已经在一个漏雨的木板屋里,出色地发现了一克使全世界惊奇的镭。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头脑还有发现别种未知的资源的可能性。他们愿意工作,他们需要工作!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荣誉不关心将来,而比埃尔和玛丽去要向将来努力。荣誉降临大人物身上,用它的全部重量牵制他们,力图阻止他们向前进。诺贝尔奖金授予居里夫妇的消息一发表,千百万的男子、妇女、哲学家、工人、教授、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这千百万人把他们的热心献给居里夫妇,却要换回极大的补偿!他们把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放射学列入已经取得的胜利后就不去帮助它发展,而只忙着玩味它产生时的一些生动细节。他们要打破这一对惊人夫妇的秘密,因为这两个学者的双重天才、坦白生活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已经造成一种传奇。他们的热烈敬仰扰乱了他们的偶像的生活,并且夺去这对偶像希望保持的唯一财富:沉思和宁静。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当时的报纸上登载比埃尔的相片,旁边就是玛丽的相片——形容玛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妇人,风度优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感觉敏锐, 同时对于深奥的事物有一种好奇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和一只在饭厅里火炉前缩成一团的叫做第第的猫的相片。这些相片旁边有很美的文字描写那所小房子和实验室,写居里夫妇愿意独自贪图幽趣和清贫风味的两个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贤士之庐”, 成了一所“可爱的住房,地址很远,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静的区域内,在城堡荫蔽之下,里面隐藏着两个大学者的亲密快乐”。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1859年5月15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比埃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光荣是一面多么惊人的镜子!它有时候照出真相,有时候却象公园里吸引人的哈哈镜那样照出变了形的形象。它摄取它所选的人们的最小的姿势,在它的空间里映出千百种形象居里夫妇的生活,成了时髦酒馆里的谈话资料;报纸上登载居里先生和夫人偶然失去一部分存镭,一个剧院里就立刻上演出讽刺剧,形容这一对夫妇关在棚屋里,不许任何人进去,自己扫地,并且滑稽地在戏台四隅找那丢失的物质。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6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比埃尔和玛丽所循的途径虽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绝荣誉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受荣誉;比埃尔或许冷淡,玛丽也许虚荣但是不然!这一对夫妇胜利地度过这次磨难,而且团结一致,逃避尊荣。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居里夫妇现在有一个新的理由要过“野人生活”,他们要逃避好奇的人们。他们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村庄去,若是必须在乡下的旅店里过夜,他们总是用假名字登记。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10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庆祝镭和诺贝尔奖金的喧哗,使她生气,一时一刻也没有使她放下对比埃尔的病的忧虑;这种忧虑破坏了她的生活。

  比埃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雅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雅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雅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还须再过十个月,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才肯答应和他结婚。

  玛丽勉强更加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超过了她神经耐受力的限度。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

  她过去的命运比他的艰苦。20多年以来,从她还是一个16岁的波兰姑娘,头脑里装满了节日的回忆,由乡下回到华沙谋生的那一天起,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工作。她的青年时期在孤寂中度过,在一个冰冷的顶楼里埋头看物理学书籍;而后来在恋爱的时候,恋爱又与工作连在一起,不能分开。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玛丽自从长成妇人以来,没有一刻离开过她的任务,所以她还希望有时候能够认识生活的简单可爱之点。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她是一个极温柔的妻子和母亲。她梦想甜密的暂时休息,梦想无忧无虑的安适日子。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在这一方面,她使比埃尔很惊讶,使他不高兴。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他发现了一个有天才的伴侣,觉得欣慰无限;就希望她也像自己一样,完全牺牲在他所谓的“主要思想”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中。

  1895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她服从他,但是她觉得脑力和体力都很疲乏。她感到气馁,责备自己在智力方面无能,责备自己“蠢笨”。 实际原因简单,这个36岁的妇人生活劳苦,受折磨太久了,现在要求自己的权利。玛丽需要有一个时候不作“居里夫人”, 把镭放在脑后,只吃,只睡,什么都不去想。

  快到八月半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在商提宜附近一个别墅里住下了。这个别墅也是布罗妮雅发现的,她把这个幽静的住处租了几个月。同比埃尔和玛丽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老德卢卡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他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叫“禄”。 斯可罗多夫基教师和海拉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这所颇有诗意的房子,藏在树林中,与外面隔绝,树林里满是野鸡和野兔,地上盖满了铃兰花的叶子,真是可爱极了;而住在里面的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的情谊,也真是好极了比埃尔·居里得到了他的妻族的永久爱慕。他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谈科学,同小“禄”很严肃地交谈,小“禄”刚三岁,好看,滑稽,愉快,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居里大夫和夫人有时由梭镇到商提宜来看他们,大桌子上就又添了两份餐具,话谈得很热烈,由化学说到医学,再说到儿童教育,由社会思想泛论到法兰西和波兰的一般观念。

  到了快第二次分娩的时候,她虚弱到了极点。除了她的丈夫,她不爱任何东西:不爱生活,不爱科学,甚至于也不爱将生的小孩;而她的丈夫的健康无时无刻不使她忧虑。布罗妮雅由波兰来照料她生产,看到这个被压垮了的、失了常态的玛丽,觉得无限惊骇。

  这对新婚夫妇在十月搬到格拉西埃尔路24号去住,这所住房很不舒适,唯一可爱之点,乃是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大花园的树木。

  她不断地重复说 :“我为什么又要送一个生命到世上来?人生太艰苦,太乏味。我们不应该使无辜的生灵受这种折磨”

  玛丽和比埃尔根本就不去装饰这三间小屋子。居里大夫提议给他们几件家具,他们不肯要;因为添一件长沙发或一把扶手椅,每天早晨就多一件东西要掸灰尘,在大扫除的日子就多一件东西要擦亮,玛丽办不到,她没有工夫!再说,长沙发和扶手椅有什么用处?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请人聚会也不接待宾客。

  分娩很痛苦而且时间很长。终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个肥胖的婴儿,头上竖着黑发。又是一个女儿:取名叫艾芙。

  若有讨厌的人爬上五层楼,要到这个小巢来扰乱这对夫妇的生活,走进这间四壁萧然、只有一个书橱和一张白木桌的夫妻工作室,一定会很打兴;桌子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比埃尔坐的椅子,桌子上是一些物理学的专门书籍、一盏煤油灯、一把花,此外别无他物。最大胆的客人,看见那两张椅子没有一张是给他预备的,看见比埃尔和玛丽的客气而含着惊讶的目光,也只好快逃一天八小时进行科学研究,两三小时料理家务,这还不够;到了夜晚,玛丽·居里先生在帐薄中“先生费用”和“夫人费用”两个堂皇的栏目下面记上每日支出,然后坐在白木桌的一端,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比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边,埋头制定他在理化学校的新课程的教学大纲。

  新生婴儿的微笑和嬉戏,使这个年轻的母亲感到愉快;极小的孩子总能使她怜爱。她在一本灰色笔记本里,随时记载艾芙最早会作的姿势和开始长出的牙齿,正如以前对待伊雷娜那样。玛丽的神经状态随着这个婴儿的发育渐渐好转。分娩造成的强制性休息使她放松了,从而使她恢复了生活的情趣。她又以愉快的心情去接触她的仪器,这种心情她曾经忘记了。不久她又到赛福尔去教课。她动摇了一些时候,现在恢复了她的坚定步伐,又走上了艰苦的途程。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健康状况与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居里夫人愿意有个小孩,可是这样难受,不能照旧不疲倦地在仪器前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真是使她烦恼。她在9月12日生了女儿伊雷娜,一个美丽的孩子,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大夫负责助产,玛丽咬紧了牙关,不哼一声。

  天气晴朗,比埃尔觉得健康多了,玛丽也比较高兴。现在他们应该履行一再拖延的责任:到斯德哥尔摩去作诺贝尔讲演。

  这次分娩没有怎么声张, 也没有多费钱。 在帐簿上看到,9月12日那一天在特殊用费项下记着:“香槟酒,三法郎。电报,1法郎10生丁。” 在疾病项记着:“医药和看护,71法郎50生丁,”居里一家在9月中的总支出是430法郎40生丁。支出增加了,玛丽在430法郎这个数目底下,画了两条很粗的线,表示愤慨。

  1905年6月6日,比埃尔代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在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讲演。他追溯镭的发现引起来的后果:在物理学方面,这种发现把基本原则大加修改;在化学方面,它引起一些大胆的假定,这些假定解释了造成放射性现象的力量的来源;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它是解释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钥匙;最后,在生物学方面,镭对于癌细胞的作用,已经证明是有效的。

  不久,玛丽遵照医生的明确嘱咐,不再给她的女儿喂奶;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间、夜里仍替伊雷娜换衣服、洗澡、穿衣服。乳母带着小孩在蒙苏利公园散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实验室的仪器前面忙碌,并且起草她的磁化研究报告,后来在“全国工业促进协会报告书”上发表。

  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像堡垒一样,拒绝闲人闯入;比埃尔和玛丽在里面仍旧过着简单隐遁的生活。家务方面烦心的事,已经大为减少。一个干粗活的女仆承担了一应重活。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料理烹饪和开饭;她看着她的奇怪雇主的专心态度,总是惊异得大张着嘴,而且时常空自等着他们称赞她做的烤肉或马铃薯泥。

  玛丽·居里的第一个孩子和第一次研究成果,同年出世,相隔仅三个月工夫这个波兰女子在1891年11月的那天早晨,带着几个包裹,坐三等车到了巴黎北站。从那时候起,她走了多么远的路啊!她经过了大学学习阶段和结婚生女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发现了物理学、化学和妇女的全部生活。她战胜了大小阻碍,而从来没有想到,她所完成的事业需要无比的坚忍,需要过人的勇气。

  有一天,这个朴实的女子忍不住了,她站在比埃尔面前,用坚决的语调问他觉得他刚才吃了很多的煎牛排做得怎么样,但是他的回答却使她莫名其妙。

  这些斗争和这些胜利使她身体上发生以改变,给她塑成了一个新的面貌。看玛丽·居里刚过30岁的时候照的相片,不能不感动;以前那个健壮而且略显矮胖的女孩,已经变成一个清灵的妇人。有人想说:“这是一个多么动人、奇特而且美丽的妇人啊!” 但是不敢说出口,因为她那极饱满的额部和向另外一个世界望去的眼光,会镇住他。

  这个学者喃喃地说 :“我吃了煎牛排么?”然后表示和解地又加上一句 :“可能吃了罢!”

  居里夫人与荣誉有约会。她使自己变得很美。

  玛丽就是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总留出时间照料孩子;因为她有职务,不得不把她的两个女儿交给女仆,但是定要亲自证实伊雷娜和艾芙睡得好,吃得好,梳洗得整洁,没有感冒或任何疾病,她才放心。若是她偶尔没有十分注意,伊雷娜一定提醒她!伊雷娜是个很专制的孩子,嫉妒地独占着她的母亲,只勉强容许母亲照料“小的”。 冬天时候,玛丽常在巴黎走很远的路,去找伊雷娜肯吃的一种苹果和香蕉,若找不到,她差不多不敢回家。

  这对夫妇晚间大半是穿着内便衣和拖鞋,在家里翻阅科学出版物,或是在笔记本上作复杂的计算。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到绘画展览会去,一年里也有七八次在音乐会和戏院里消磨两小时。

  玛丽如果偶尔请人到家里来,她总尽力把菜肴做得差强人意,把屋子收拾得令人愉快。她聚精会神地去佛达路或阿来西亚路装满蔬菜鲜果的车子中间转来转去,挑选好果子,并且郑重询问乳品商人,他的各种干酪的优劣;然后从卖花人的篮子里挑几把郁金香和丁香花回到家里,她自己“扎花束”, 女仆很兴奋预备比平常复杂一点的菜肴,邻近的糕点商人郑重其事地送来冰其淋。在这个一心工作的家庭里,最随便的聚会事先就引起这些忙乱。到了最后,玛丽检查餐具,移动家具请来的贵客或是路过巴黎的外国同行,或是给玛丽带来消息的波兰人。居里夫人为她怕陌生的伊雷娜也组织过几次儿童聚会;她亲手用花环、包上金纸的核桃和各种颜色的蜡烛装饰的圣诞树,还留在年轻一代的快乐回忆中。

  常到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来的有安德烈·德比尔纳,让·佩韩和他的妻子——玛丽的最好的朋友,乔治·余班,保罗·郎之万,埃美·戈登,乔治·萨尼亚,查量-埃都亚·吉攸姆等七八个密友,有赛福尔的几个女生一些学者,都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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