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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六、“三反

  很快,毛泽东就收到第一批报告。随后,在他的强有力催促下,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三反”的报告陆续不断地送来。毛泽东及时批阅,发现重要情况和经验,立即以中央或他个人名义转发全党,并加写批语。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看似不太符合规范公文的薄薄的几本原始案卷,却蕴藏着世纪风云,记录着人世沧桑,案卷里有一股凛然正气荡漾其间。“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主席也及时告诫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在进城后的两年间,各地党和国家机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时称“三害”)却不断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5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考虑到1952年全国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精神,从1951年11月开始,各地发动了全面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省市和中央局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三害”现象上报中央后,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中央决定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各地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现象。1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由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与“三反”运动几乎是同步开展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五反”运动既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继续,同时又是“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结果。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在清查党政机关内部浪费、贪污、官僚主义“三害”的过程中,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行为与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直接相关,多数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就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根据“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线索,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当时称之为“五毒”:一是行贿。二是偷税漏税。三是盗骗国家财产。四是偷工减料。五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历时分别只有10个月和5个月,但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得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和高度评价。据资料表明,“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揭露出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了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了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给予了各种处分。在黄石,当时参加运动共计533人,贪污亿元以上的1人,千万元以上的35人,百万元以上的173人。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赃款总数22·01亿元,造成损失36·7675亿元,退赃2·907亿元。“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了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到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

小城编写党史二卷,党史部门邀我写“三反”“五反”这一章。“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建国初,离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因属保密件,市档案局的一般档案里查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经市委办出面,几番周折才得以看到那个年代的案卷。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主席从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在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主席还讲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说不要做李自成。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①(①刘宗敏,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一员大将,官至权将军。农民起义军进北京以后,他贪图享乐,到处搜刮钱财。),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②(②访问李家骥谈话记录,1996年9月10日。)

档案局的工作确实令人钦佩,尽管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这些案卷却都保存完好,卷宗都是红色硬壳封面,各类文件材料分别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每册前面均有目录,便于查找。档案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本枯燥乏味,也没有个人功利可图。但档案局的同志却将之做得这么实在,他们是在用行动证明,档案工作图的是党的功利,是国家的长远大计,它给后人留下的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足迹。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一个历史人物总在毛泽东脑海里萦绕,那就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自成领导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进北京后却骄傲起来,犯了致命的错误,使清军长驱入关,自己被迫撤出北京。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牢牢记取。他特意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干部阅读,“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②(②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见同上书第3卷,第948页。)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这些虽然纸张发黄、文字模糊的案卷里面,分明有着厮杀之声,有着人头落地。那时,人们对贪污犯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就是“老虎”,故有“打老虎”之说。中央规定“大老虎”的标准为6条: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个人贪污不满1亿元,但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但性质恶劣,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财产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凡符合以上6条之一者,即为“大老虎”。为防止实际操作过程中混淆政策界限或盲目追求打“虎”数量,湖北省委将“大老虎”的标准直接界定为“直接贪污1亿元以上者”(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即现在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1亿元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万元)。至于对不同的“老虎”们是如何不同的量刑处分,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详说,但既然谓之为“老虎”,在必打之列则是必然的了。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范国强

  毛泽东对家乡和亲友严格要求,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但他并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是深深地惦念着他们的。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写给石城乡④(④石城乡,原属湖南湘乡,1956年撤销,其所辖区域今属韶山市大坪乡,是毛泽东外祖父文家所在的地方。)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表达了他这种真挚的感情。他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①(①毛泽东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手稿,1954年4月29日。)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像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了那个年代。那是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年代,国家本来就一穷二白,战争疮痍还未抚平,抗美援朝烽烟又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不高,这从案卷的纸张和打印质量就可以看出端倪。纸张普遍呈暗黄色,一是时间相隔太久,二是纸的质量太差。有的纸张很薄,正面的字在反面亦可看到;有的还是用的那种马粪纸,颜色已接近深黑。有的文件上用蓝油墨打印的字已挥发成砣状,辨认不清字迹。有的文件材料还是用钢板人工手刻,字体歪歪斜斜。一个地级城市的文件材料竟如此粗糙不堪,实出乎我意料。文字也不规范,言不及义之处甚多,语法修辞更不讲究,许多口语俚语充塞其中,字里行间间或还有骂人的语句,可想而知文件起草者的文字能力也有限,由此亦不难找到几许当年“大老粗坐天下”的感觉。**

  在运动中,曾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毛泽东很快发现,很快纠正了。一九五二年三月,他约请民主建国会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谈话。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建会的重要作用。他说: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毛泽东还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他说: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最后,毛泽东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答: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①(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28页。)

这足迹仿佛一下子将我与那段历史拉近了。案卷里保存的各类文件和材料,记录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点点滴滴,分明都经过当年那些老前辈们审阅、批示、传看、执行过,它们的时代性和权威性可想而知。这足迹既让我感到历史的斑驳久远,又感到时光的无情易逝,六十多年前波翻浪卷的情景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分明又触手可摸,似在眼前。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几分寒意。中南海菊香书屋又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夜间工作,是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习惯,保健医生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个习惯,他也试过几次,总是改不过来。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比我们的年龄还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时间在不断诠释它们的历史价值,我们应当无比珍惜和善于运用这笔宝贵的执政财富。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1月30日。)

以史为镜,掩卷遐思,我不能不引发感慨:六十多年前,仅贪污1万元就被定为“大老虎”,由此可知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对惩治腐败防微杜渐的坚强决心。历史已经昭示,在那种惩腐须用重典的形势下,我们的党风端正,社风清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为之焕然一新。联想到今天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类似这样的“大老虎”该是有多少?据近些年来报刊不时披露,在我们一批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中,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竟大有人在,而奢侈浪费与贪污腐败又往往是交叉合流且兼而有之。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已严重破坏到我们的党群关系,影响到我们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时下何以要惩治腐败迭出重拳,那分明是在呼应六十多年前“三反五反”运动的警世钟声。

  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祝我们国家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当时最令人振奋,而不少人又感觉到巨大压力的,是下面这段祝词:“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1页。)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1951年12月30日。)

  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

  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一九五O

  打下去,都打垮。”

  这表明,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着手指导一个新的运动。

  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

  毛泽东本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

  这是完全正确的。”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①(①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此时,毛泽东处在思想高度集中、心情异常激愤的精神状态中。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郭士逵,是韶山的一位农民。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来捉他,郭士逵曾经帮助他脱险。可以说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②(②毛泽东给郭士逵的信,手稿,1950年3月14日。)

  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一个是中南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又高兴了,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说:“此件①(①指中南军区党委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及十二月三十日十五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②(②毛泽东给谭政的信,手稿,1952年1月1日。)

  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0、171、173页。)

  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

  一九五二年初,在“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际,毛泽东又作出一个决策:在大、中城市发动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意义深远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法纪严明、公正无私的鲜明体现。

  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

  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①(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8页。)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开智,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给他复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④(④毛泽东给杨开智的信,手稿,1949年10月9日。)

  指示的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发动这个运动的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团拜会后,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作过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③(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1页。)《共同纲领》也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④(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①(①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②(②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③(③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

  “五反”运动以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结果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直接结果,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通过“五反”运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1956年2月24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0页。)这为以后用和平的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5页。)以后,他为中央转发上海的一个“五反”报告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29日。见同上书,第20页。)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不幸而言中。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八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③(③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1日。)

  “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2、203页。)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

  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2、193页。)

  毛泽东特别关注上海的定案处理工作。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9页。)

  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

  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4日。)

  不久,他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③(③毛泽东致陈毅电,手稿,1952年2月29日。)同日,他告诉周恩来,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指示。④(④1952年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的若干规定》,其中对贪污一百万元以下的不作为贪污分子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具体规定。)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给毛泽东一个报告,是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毛泽东当即批示周恩来酌处,说‘‘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⑤(⑤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1日。)

  “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毛泽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对于开展“五反”运动,他最早提出的要求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1月26日。)当他发现由于“三反”“五反”引起经济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便立即调整部署。首先,推迟全国工商业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他在二月二十二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说:“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指对有违法行为的资本家分批处理。——引者注)。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另一个指示里说:“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27日。)

  发动“五反”运动,是不是要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共同纲领》的规定?当然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回顾进城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曲折历史中,说明了发动“五反”斗争的必要性。他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陆续接待了一些来自家乡的亲友。来的时候,他都热情款待;走的时候,常常给一些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些招待和接济亲友的钱,照例都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支付,从不用公家一分钱。他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一些来信,有的是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是要求来北京学习的。毛泽东一概婉言回绝。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

  不久,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5日。)

  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

  毛泽东工作过于劳累,每天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三月四日这一天,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六时十分才休息,大约二十个小时。晚上十一时五十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本人又不慎跌伤了脚。毛泽东十分关心,这年十月写信给他的房兄和启蒙老师毛宇居,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②(②这里是人民币旧币,1万元旧币折合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人民币新币1元。下同。),以一百万元为六婶③(③六婶,即毛泽连的母亲。)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他特意在信的末尾嘱咐说:“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他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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