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现代文学 2019-11-09 15:0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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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慰袁可嘉

刚参加完第九届“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主办的“三十年三十本书”的评选,就听说了老友袁可嘉在美国仙逝的消息。因为可嘉主编的四卷《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次被选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我正想把这喜讯告诉他,没想到他却永远地离开我们了。阴阳两界不通邮路,我只好写这篇短文,一是哀悼可嘉,二是告慰可嘉。 从年龄和学历可嘉都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但实际生活中,我们可是许多见解相通的好朋友。我是在1979年烟台首届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上认识可嘉的。那时他的许多同辈人,都有了教授或研究员的职衔,可他什么都不是。后来我才从别人那里,略微知道一点他遭受过的不公正待遇,深为他感到不平,但他自己对此一点都不在意。那年,我正受命创办《译林》,自然要向他请教如何介绍外国文学,他毫不犹豫地叮嘱我,要多介绍外国当代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新作品。他连举了好多个西方文学新流派,我都觉得很新鲜。那时对西方现代派还不敢大宣传,我就先约他为《译林》写几条现代派的“名词解释”,他一口答应了。 从那以后,可嘉为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写文章,搞翻译,编文集,做讲座,可谓不遗余力。在“心有余悸”的年代,这样做无疑要担风险的。在成都一次会议上,我就听见一位外国文学界的权威在我面前讲过:“袁可嘉现在到处卖现代派的狗皮膏药。”可嘉并不因这些压力而却步,经他策划、组稿、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终于问世了,而且一连出了四本。这套书,较全面地揭开了曾被鄙视为“颓废”“没落”的西方现代派文艺的面纱,使封闭多年的许多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等等西方文学流派。不单文学界,包括戏剧、美术、工艺等相关文艺界,可以说都深受其影响。人们也许还记得,四川魏明伦当年改编的《潘金莲》,完全颠覆了传统潘金莲的形象,看似“另类”,其实多少也是受了“荒诞派”的影响。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采用或类似“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写法的现象也多起来了。在高校和一些年轻人当中,更一度出现了热衷研究存在主义的“萨特热”。尽管也出现过批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声音,袁可嘉又一次面对受到指责的压力,但时代毕竟在前进,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容止步,可嘉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短暂的风暴。历经磨炼,可嘉的观念更成熟了,其文学造诣也更深沉了。这一点,有两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怀念穆旦的文学贡献,1988年《译林》在北京举办“穆旦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一本怀念穆旦的文集。讨论书名时,许多穆旦朋友认为,穆旦是诗人,书名应该含蓄富有诗意;而可嘉却认为,穆旦首先是位爱国者,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国家患难时期创作的,书名首先应该体现诗人的品格。为此,可嘉确定选用穆旦的一句诗句“一个民族站起来了”作为书名。有人说可嘉太“政治化”了,不过我倒觉得可嘉这种视角把穆旦升华了,同意采用。 我最后一次与可嘉见面,是1995年5月我请他出席北京“尤利西斯与乔伊斯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事前我曾就翻译出版《尤利西斯》一事多次请教过他,他对能请到萧乾夫妇来译非常赞许,只叮嘱我千万不要删节。在会上我告诉他实现了一字不删,他连连点头表示高兴,还说,一字不删,才显示中国学者评判学术的眼光,才能体现中国真正坚持对外开放。可嘉拥护和推动对外开放的热情,于此再次可见。 可嘉走了,他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入选了“三十年三十本”,这虽是小事,但也堪可告慰可嘉:人们会铭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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