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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晚报》:德国汉学家顾彬作客浙师大:莫

最近,读到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梁写的一篇题为《请刘勰来评论顾彬》的文章,该文收在他新近问世的散文随笔集《迎接华年》中,文章虽然写在2007年,如今已时隔三年多,却读来依旧还是那么有味,那么发人深思。 德国汉学家顾彬由于发表了一通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尖锐的言论而在中国名声大噪。对于顾彬言论本身,很多读者都已耳熟能详,无需在此赘言,不过,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对顾彬言论的反驳文章,报刊上也已发表了很多———可以说,“顾彬热”已经时过境迁,今天再谈顾彬,似有“炒冷饭”的感觉。但笔者读了黄维梁的文章后,却颇生感慨,感觉似乎还可说几句———有感而发,绝非就事论事。 首先是黄维梁文章的角度新颖,让人耳目一新。毫无疑问,黄维梁本人是根本不赞同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下的全盘否定的武断判断的,但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直截了当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而是巧妙地“请”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大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来担当评论者,文章以虚拟刘勰之口吻道来,这就显得别出心裁而又“非同凡响”。这里有两个成分:其一,黄维梁本人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专家,已发表了几十篇“龙学”论文,他发愿,要使“雕龙”成为“飞龙”———飞越时代,飞向世界,古为今用,中为洋用,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精华能融化并运用于今日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更让世界能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之精髓与价值,这应该是促使黄维梁能有资格“请刘勰来评论顾彬”的学问功底之前提依据;其二,请刘勰评论顾彬,实际上就是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最权威人士来公正地评判顾彬的谬论,为的是它更能以理服人,虽然顾彬是外国人,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顾彬作为一个汉学家,不可能不知晓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上的权威性和客观准确性———当然这种评判,完全应以刘勰《文心雕龙》本身所蕴含的理论内涵作为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的具体论断作是非判断,无须黄维梁本人直接发论,因为刘勰堪称最公正也最有信服力的“文论法官”。 其次,由于“请刘勰来评论”,黄维梁也就可以直接引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实际内容,对顾彬的言论予以一一驳斥,这必然极有说服力。文章中,黄维梁引《知音》篇所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不客气地指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指责,完全缺乏如康德那样的理性判断力,而是合己胃口者大力赞扬,不合己者则咒骂唾弃,而这种情况,刘勰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齐梁时代即已明确予以指责了。更荒唐的是,顾彬以能否懂得外语来衡量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并以此一概抹杀中国当代作家,黄维梁的文章问道:德国的歌德学过中文吗?莎士比亚可曾懂得拉丁文、希腊文?他们的成就世所共睹,谁都难以否定,且谁也没有因为他们不懂某国外语,而贬低他们,《文心雕龙》的《辨骚》清楚说道:“将核其论,必征言焉。”顾彬的言论,完全违背了做学问须慎思明辨的准则,口无遮拦,口出狂言,文章以刘勰的口吻劝诫顾彬,不要“信伪迷真”,要“积学以储宝”,要“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可谓用心良苦、语重心长。 由黄维梁的文章,笔者想到了几点:其一,顾彬是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外国汉学家,一般来说,正宗严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对他所从事的学术对象,不会轻易采取带有感情色彩的褒贬态度,除非他怀有特殊的动机或希图达到特殊的目的,顾彬否定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言论,似乎与正宗严谨的汉学家身份有些不合,我们难以得悉其中奥秘,或许这当中有着某些刻意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的成分;其二,对顾彬否定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言论,我们国内学术界恐怕未必舆论一律,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批驳者小题大做,甚至是借题发挥,笔者以为,如果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标准和态度衡量,其实外国文学和外国作家实际上也根本够不上顾彬指责中国文学和作家的所谓标准,不管古代还是当代,因而对顾彬实事求是的批驳,是完全应该的;其三,由黄维梁的文章,笔者认为,评论和批驳类的文章,确实可用别具一格的笔法来写,这能更胜一筹,既新颖独特,又引人入胜,这打破了评论文章千篇一律的格局,创了新生面,丰富了批评文章的表现色彩,值得肯定和推广,当然,这里有个必要的前提———作者必须有相当扎实的学问功底。

《金华晚报》11月23日讯一头白发,一张看上去有些忧郁的脸,一口外国口音的中文,这就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给人留下的初步印象。

11月17日晚,受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邀请,顾彬来到该校做《海外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写作》的主题演讲与交流。现场大约有300多名师生,一些同学们在过道上听完了演讲。

顾彬是德国波恩大学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作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现年67岁的他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了50多部作品,被媒体誉为中德文化的搬运工。他也因为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提出严厉批评引起争议。而在当晚的演讲和交流中,顾彬表现出来是一个温文尔雅,严谨谦和的学者形象。

曾经想做德国的李白

顾彬说,他曾经的理想是做德国的李白。

上世纪60年代,正在德国明斯特大学攻读神学的顾彬读到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他被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样的诗句打动,对遥远的中国和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

我学了9年的拉丁文,两年的法语和5年的英语,为什么我不学习汉语呢?1974年,顾彬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他说: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国,不知道鲁迅、赵树理,我向往的是唐朝。我想做德国的李白。

从那个时候起,顾彬便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顾彬已经是著作等身的知名汉学家和翻译家。顾彬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诗歌的人,迄今已译介了包括李白、杜甫、北岛、顾城、欧阳江河在内的50多位中国诗人的作品。明年,由他编写的《中国古典诗歌史》将在中国出版。

顾彬认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水平虽然不能和古代相比,但在世界上它们也是最好的。在德国,中国当代诗人们很受欢迎,也出版了很多德译本。在大学和城市文学中心,中国诗人们开朗诵会,能来不少人捧场。反倒是诗歌在中国的地位太边缘了。

人们总是误解我

顾彬说,他不上网,没时间玩facebook之类的,很少关注人们对他的评价。但他也发现,人们总是误解他。

顾彬曾经因为200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而名噪一时。顾彬说,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只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但是顾彬也承认相比较而言,他更喜欢1949年以前的作家,比如胡适、林语堂和鲁迅。

目前,顾彬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作品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然而有人认为此书缺乏逻辑,并发出顾彬看过多少作品的质疑。对此,顾彬解释说,如果评论者看他的德语原文版,不会发现有缺乏逻辑的问题,因为本书在翻译成中文时,删除了20%阐述理论的部分。另外,顾彬认为如果把全部作家和作品都写进文学史,那其实是文学辞典。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思想史,有故事、有观点。

顾彬在很多场合强调中国作家学习英语、法语等外语的重要性,而这一点也被很多人反驳,认为他是欧洲中心主义者。顾彬说,他并不反对中国作家学习越南语或者日本语,但是那样只能在越南和日本使用。而学好法语,在非洲等很多地方也能用得上。此外,中国作家学习外语能更好地了解母语的特点,解决翻译中不可译的问题,更好地和世界沟通。

看不惯莫言、余华写女人的方式

对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顾彬依然不改批评意见。他说,莫言的很多小说只是在讲故事,而且写的是几十个人物,这样写不会深入人物的内心,只能写表象。他说,他更欣赏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莫言。

关于余华,顾彬说:他的《兄弟》太差了。这部小说里,男人总是重复地看女人的屁股。作为一个男人,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看他的小说让我感到无聊。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在莫言的《酒国》里,男人碰到女人,女人胸部很大,他就想摸一摸。

现场有同学问顾彬,如何看待高行健和莫言这两位诺奖得主。顾彬说,莫言的小说比高行健成功得多,获奖是可以的。1979年时,他在巴黎通过巴金、艾青认识了高行健。高行健对话剧的理论在中国是无人超越,但是小说是有问题的,例如《灵山》就很差。

和莫言相似,高行健小说里男人叙述女人的方式非常有问题。在演讲现场,顾彬毫不掩饰地数次表达了他对一些中国作家描写女人方式的不满。他说,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不了解女人,相比之下,王安忆写的女人就不错。

中国作家太懒

在顾彬看来,莫言获得西方世界的肯定和他遇到葛浩文这样的翻译家不无关系。葛浩文的翻译不是逐句逐段,而是将原文以整体的形式作大意翻译,去掉了很多不必要的部分,这样的方式正好规避了原作者的写作弱点。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译者不能翻译作家的错误,葛浩文的这种做法没有问题。顾彬觉得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作品总是很冗长,可能是因为有多写多赚钱的关系。

顾彬说:目前中国对文学翻译重视不够,除了杨武能等老一辈的译者,中国年轻译者优秀的很少。而在德国,好的译者在文学界的地位可以和作家相比,也可以获得很多奖项的认可。

在演讲现场,顾彬表达了他对翻译人才欠缺的忧虑。顾彬说,他曾经给北岛、杨炼、梁秉军等人翻译了多部诗集,但是他一个人的翻译量有限。而且德国一流诗人的作品在中国很难得有译本。在德国,曾经有四位汉学家和他一起翻译诗歌,但是现在只留下他一人,他们都翻译小说去了,因为那样获得回报更多。

他对着同学们说:你们赶快开始学德语,帮助中国当代作家。因为他们太懒。

我不看畅销作,那太无聊了

问:您说过畅销小说不过是一种通俗文化。您的精英文学的标准是什么?有过自我怀疑吗?

答:我是老一套,我的标准是1945年以前的,都是现代主义的。我讨厌后现代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批评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语言应该是美的,我要的是深度。后现代主义却不一定这样认为。我要的是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新的世界观等。我希望非常复杂的东西,我自己的文学作品就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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