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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

大家认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是和当代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它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也一直活跃在文化领域。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就要把它看成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既要追溯到它的源头,也要重视它的运行,看到它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应该把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学习和掌握,牢固树立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从事文学创作、评论和管理的实际能力,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作家、批评家只有建设成为一支学习型的队伍,才会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语境下有更新的发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这是提高作家、批评家思想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有效途径之一。

[15]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49页。

与会者谈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它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更在于它能不断地面对新情况,回答新问题,作出新结论,在实践的前进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自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内涵丰富,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首先必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做好基本功。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上、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内在联系中去把握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述,与时俱进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联系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今天这样一个丰富多元的时代,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使得我们文学的方向感和路径依赖以及它的自身风格和价值取向,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挑战,这关系到中国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更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原则,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才更科学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律,令人更深刻理解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学和社会历史意义,从而使文艺理论批评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文学艺术,与民族命运、文化发展以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精神需求都密切相关,从而吸引他们更多关心文学艺术,理解文学艺术,更广泛地参与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造。当前,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潮,从文化市场到中外文化交流,有越来越多的前所未见的新课题摆在面前,诸如文艺创作和人们文化生活格局的大变化、新媒体文艺的出现与发展、娱乐化大潮和文化消费主义对文艺的性质与功能提出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和跨国资本运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挑战、高科技的运用在文艺发展中的两重作用等,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这样的过程,应当是从新的实践中汲取新的营养和智慧的过程,是开阔眼界和开拓思维空间的过程,是吸收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一切积极成果的过程,是大胆创新的过程,因而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前进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的过程。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这本书与50年代周扬校订的同名书籍在所选编篇目上,从20多篇增加到50篇,译文也全部采用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其中有的文章在出版前还由中央编译局重新校订。19821983年陆梅林辑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两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陆梅林在选编此书时参考了里夫希茨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里夫希茨所编之书,在第一册按照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阶级社会中的艺术和艺术与共产主义几个问题,辑录马恩有关论述,而把专门论述艺术创作的一般问题的那部分现在提到了首位。[5]与里夫希茨不同,陆梅林辑注的书则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置于卷首。编者的认识是,在选辑文学艺术论这部分时,着重辑录了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考察人类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现象的科学的方法论。[6]而且,顺应中国学术界在新时期重视研究文艺审美特性的时代文化需要,编者认为,马克思在美学方面,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和命题,值得深入探讨。[7]六十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这种选编思路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并且按照文艺自身的特性与规律,科学地分析文学艺术问题。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这是又一部中国学者自主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著作。与以前已经出版的翻译苏联学者选编的《列宁论文学》、《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不同,这本书收集了列宁有关文艺论述的主要论著,在篇幅上介乎上述两本书的中型本。钱中文在后记中对本书选文所体现的列宁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论述。

先进的思想永远站在社会与文化的前沿

六十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出生于德国、长期在欧洲从事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元典。而他们阐述伟大思想学说的著作是用德文等欧洲语言书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论著成为新中国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首要任务。1951年8月,由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这个1951年3月才成立的国家出版社的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这本书以1944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基础,选编了20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由曹葆华等翻译,周扬对所有译文都做了校订。同一时期,王道乾翻译的法国让弗莱维勒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1951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刘慧义翻译了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1947年版的《文学与艺术》。刘庆福说,这两个译本相比,法译本更好些,一是所选内容更为丰富,二是为了避免从全文摘取一段造成断章取义的弊病,不少选段之前,编者加了简短说明,介绍全篇内容及其它有关情况,有助于读者对所选段落的理解。[1]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翻译本延续了延安革命文艺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统,发行量更大,影响更广泛,同时,直接翻译、出版国外学者、出版社选编的马恩文艺论著,可以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普遍影响。建国伊始,这些论著的翻译、出版,开辟了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和建设的道路。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代表中国作协并受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的委托,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研讨会的召开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在当今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下,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审视文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处在社会与文化的前沿,永远是向着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经验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的论述,需要我们时时刻刻的重温。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学中真正地反映时代生活本质,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当代文学发展研讨会”的召开,是一个良好契机。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从新的思想角度认识我们的现实,认识我们的时代,认识我们的生活,从而对文学发展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打开了全面眺望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窗口,形成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发展格局的认识,推进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入研究。而且,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的文艺的新变,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化、艺术现代性的一些理论观点。它们长期讨论现代社会中艺术与人的生存处境、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与艺术等问题,许多观点和意见,对于正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和文艺理论的新中国有明显的借鉴意义。因此,这十多年来,中国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在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的同时,重点研究欧美国家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出现了翻译和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

6月18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文艺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当代文学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整整一天时间,数十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聚集一堂,热烈讨论。与会者在表达各自观点的同时都表示,很长时间以来,像今天这样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学习、继承、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不多,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会议。

[1]刘庆福:《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情况简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张炯、李书磊、阎晶明、彭学明、张小平、李准、雷达、刘润为、顾骧、梁鸿鹰、包明德、董学文、范咏戈、何西来、吴秉杰、汪守德、吴元迈、丁临一、张陵、吕先富、何向阳、潘凯雄、张颐武、李建军、贺绍俊、白烨、范玉刚、王干、吴义勤、李云雷、梁鸿、杨庆祥、岳雯等与会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整体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当代性意义,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看待当代文学创作,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批判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当代中国文艺界的运用与发展,如何理解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等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卢森堡《论文学》、葛兰西《论文学》,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中出版了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要著作。如《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等。卢森堡、葛兰西和卢卡奇等的文论著作的出版,特别是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的出版,标志着新中国开始了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研究。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节选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佩里安得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些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典籍和总体概括的著作,并且分国别选入布洛赫、本雅明、马尔库塞、费歇尔、阿多诺、勒斐伏尔、萨特、阿尔都塞、戈德曼、马歇雷、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等13位国外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论。此后董学文、荣伟主编《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按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本体论美学研究和艺术形式与文本结构等主题选文,扩大了国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始材料的占有。1988年12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四川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召开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提供了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和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作为会议资料,与会者认为,这两本书在资料的选编和系统论述上,在国内都具有开拓性,[19]会议就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特征、代表理论家的观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当代文学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18]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者前言第1页。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是内容丰富而宝贵的思想、理论和学术的宝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文艺问题的精神与认识的智慧结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年3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丛书”的一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习和建设的重要举措。

以上是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出版简况。这些出版物更多地吸收了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与当时中国文学理论主要借鉴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模式在总体上是一致的。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虽然在口头上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读马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受到干扰,陷于停顿、中断,而只有在进入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才重新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出版。比如文革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选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选编工作始于七十年代初,何其芳、蔡仪同志都曾亲自指导过这一工作。由于连年运动,光阴蹉跎,工作几经中辍。1978年重新开始这一工作。[4]

[2] [苏] 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里夫希茨序言第37页。

[12] 1973年三联书店又根据大字本,出版普列汉诺夫《论艺术》32开的通行本。

[6] 陆梅林辑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编者的话第1页。

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就是从中国学者自主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著开始奠基的。上述几部著作都是当时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书籍。其时,各个高校中文系和一些外文系都普遍开设了马列文论课,高校教师选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作为教材,其中有代表性的教材是纪怀民、陆贵山、周忠厚等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这个教材经过反复修订,到2007年7月陆贵山、周忠厚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已经出版第四版,成为全国高校马列文论课程使用最为普遍的教材。

[9] 贺敬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贺敬之文集》3,文论卷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13] 《程代熙文集》第8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17]吴元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的研究的历史考察》《江淮论坛》1982年第5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元典。一百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则经历了几代人的建构和发展,形成为全球文论、特别是欧美各国文学理论不可小视的理论重镇。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俄罗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俄罗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早在1929年就已译为中文,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合集的新译本。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做出布置。他说,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30本书都要出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11]作为30本马列著作之一,三联书店在1964年出版普列汉诺夫《论艺术》大字本。[12]这一时期,还出版了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高尔基文学论文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等。而在50年代,中国文艺界在讨论现实主义、真实性、典型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时,往往在《文艺报》上大量译介当时苏联有关这些问题的理论论著,作为支撑中国文艺理论界认识这些问题的理论资源。1954年,北京大学举办文艺理论进修班,邀请苏联学者毕达可夫主讲文艺理论,全国各主要高校派出文艺理论教师参加学习。毕达可夫是季摩菲耶夫的学生。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从1934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是被前苏联高等教育部批准用作大学语言文学系及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科书。1953年该书由查良铮译成中文,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根据在北大进修班的讲义出版的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文艺理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认识生活的一种形式。它以文学对生活的形象反映这一命题作为其理论核心。本书提出的许多概念都为当时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者所沿用,它在结构体例和方法上,在基本的思想倾向上,极大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11] 逄先知:《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页。

[4] 钱中文:《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后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7页。

为了更为广泛地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1958年12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组建编委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合作,翻译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三套丛书。编委有:巴金、钱锺书、朱光潜、季羡林、李健吾、楼适夷、杨宪益等。据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程代熙回忆,上面提到的三套丛书,在后来出书时正式亮出丛书名义的只有两套,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文艺理论丛书》。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旗号却始终没有正式打出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深深感到自身经验的不足,因为这不是编辑一套一般文艺理论丛书,而是经典文艺理论丛书。所以我们没有急于打出丛书的旗号,何况丛书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本只是简单地从外国拿来。还不是我们自己学者编辑的本子。为了使读者意识到这是一套丛书,我们只是在封面、版式、规格等方面先做到大体上的一致。[3]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系列中还出版了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拉法格《文学论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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